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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服使得袁之称帝具有必然的本原

时间:2019-02-1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如果我们有机会带着对历史的记忆回到过去,俯瞰彼时的历史版图,也许1916年6月6日之后,袁世凯这位人物死去之后的那些欢呼,听来难免有些唏嘘,它们裹挟着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割据、大分裂、大混战的时代,渐渐低吼着吞噬了宪政共和的虚妄美景。 两股巨大的力量

  如果我们有机会带着对历史的记忆回到过去,俯瞰彼时的历史版图,也许1916年6月6日之后,袁世凯这位人物死去之后的那些欢呼,听来难免有些唏嘘,它们裹挟着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割据、大分裂、大混战的时代,渐渐低吼着吞噬了宪政共和的虚妄美景。

  两股巨大的力量撕扯半个世纪,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个强人的屈辱性失败和死亡来见证胜负。当民众欢呼窃国大盗的失败时,欢呼他们保护了宪政共和的成果时,他们完全想不到,以袁世凯之死为起点,他们正在迈进大割据大分裂大混战的时代。

  统一与割据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过这条线在革命叙事的话语权下,被革命与反革命、帝制与共和、进步与反动等概念所掩盖而已。

  传统教科书一直说中国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集权。其实君权在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制约。唐时宰相与皇帝共治天下,宋代丞相在御前可赐座,明代诏书内阁不副署不能生效,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国家照样运转。直到清一代,权力才真正的集于皇帝一身,满臣在皇帝前称奴才,汉臣称臣,军机处只是秘书班子,重要的地方督抚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论其他,这样的权力统一结构其实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倒幕运动打击了各地封藩,集权于中央,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才能成为现代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晚期之前,境内都是一堆半独立的邦或者独立的国家,也是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才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从而成为强国。

  可是在这样的转折关头,中国恰恰来了个大逆转,太平天国运动使地方督抚力量坐大,中央权力分散。因为军事需要,各地不但形成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其中最大的是湘军淮军系统),还形成了“厘金”这一地方性财政收入。中央集权与督抚权重形成的张力构成了此后历史的关键因素。

  我们一直诟病慈溪垂帘听政。但是反过来想,在督抚力量坐大的新形势下,如果这时出现康熙、雍正那样的强势君主,积弱的中央与坐大的地方如何相处。所以可能女性垂帘听政在中央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是最好的权力运转方式。所以之后二三十年,内政虽无大起色,但也相安无事。

  但是,光绪长大了,他发誓励精图治,做先祖康熙那样的有为明君。第一步当然是加强皇权,也就是中央的权力。当中日在朝鲜发生冲突的时候,机会来了。是否开战,皇帝与亲近皇帝的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形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对外战争是加强内部团结,消除内部矛盾,统一权力,获取声望的最好方式,光绪与师傅翁同龢都坚定的开战。一线的地方督抚李鸿章等强烈反战,除了对自身实力有清醒认识之外,恐怕也担心消耗自身力量。其他地方督抚则置身事外,战事结束后南洋大臣甚至联系日方,谓“广乙等两舰是我南洋舰只,与北洋无涉,请发还”。这撕开了统一国家的假象,此时的中国,在统一国家的面纱下,分裂,孤立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视。中央收权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1898年,光绪想再试一试,决心通过从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改革,来打破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并存的现状。所以戊戌年的变革,具有双重面向。外层是刷新政治,咸与维新。内层还是通过改革,重新树立中央的事权。变法失败的原因,中央内部权力的抵制已经被反复阐述。各地督抚阳奉阴违,拖延不办并未得到“清算”。可以说,只要督抚有警觉,那个时候就可以做到政令不出北京城了。

  1900年庚子之变,地方督抚对中央赤裸裸地打脸,慈禧号召各地勤王,除了山东巡抚等几个人筹了几千兵力北上外,实力督抚玩东南互保——中央愚政与我等无关。被打脸的老佛爷只好尴尬地承认东南互保政策,承认地方督抚第一位的责任是保护地方不受糜烂,而非效力中央。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悔恨与愤怒中结束了风云变幻的一生。他死的当天,他的老搭档徐世昌在袁的书案上看到袁写的一幅字——“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死前几个月对徐世昌、王士珍等亲近谈话时,承认洪宪帝制是自己犯的大错。但是它不能抹杀袁克服地方分离势力,重建统一秩序的一次次尝试与努力,不能把袁的一切都归结为为了当皇帝。

  后来读历史的看官,把袁比作戏台上的白脸曹操,庆幸他的失败。没能看到袁的努力失败之后,中国马上陷入了数十年的割据与混战。如鲁迅所说“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定要把袁作为近代曹孟德的话,之后中南海走马灯似的换主也正应了曹的那句话,“设若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袁世凯,是失败的曹孟德而已。

  我们习惯被教育,历史是线性进步的,从帝制到共和是进步,从共和到帝制是倒退。但是观念的力量不一定敌得过现实的煎熬,转型的阵痛让一代人来承受似乎也有不公。

  中国本不可能通过一场革命一夜间就从集大成的东方专制国家进入民主宪政国,实行内阁议会制度。辛亥本来就是一场不完全的革命,从政权结构上就是妥协的结果,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冲击就更小,基层社会状况变化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更何况民初议会的表现让人失望,只有党争没有公义,并未让人感觉到议会政治、共和体制好在那里。各地沸沸扬扬的民意确实是“民国不如大清”。

  当秩序丧失后,人人痛感安定比民主来得更加切实,对现实的不满,与“非袁不可”的舆论叠加在一起,使得袁之称帝具有一定的基础。

  袁恐怕是不太看得起孙文的,认为他徒发空言,不切实际——也就是好吹牛,没有真正的实力和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连革命党阵营的同志章炳麟、陶成章也攻击孙文,如陶之言“至南洋则曰日本留学生尽入我党,至日本则曰南洋资本家尽吾同志”。

  袁也不是败于拥护共和的观念原则。当时的大部分人,并无原则与主义,风吹墙头草,那时也不同于后来的革命时代,站错队要付出血的代价。

  袁是败于原本应该维护国家统一的北洋军队的分裂欲望。被分封于各地的将领尝到了权力的味道,袁帝制的下一步一定是不利于他们与中央保持距离的愿望,他们的反噬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查阅1916年5月25日的军事会议所议问题:各省应解之款已全停。各督抚一面表示拥护中央赞成袁留任,一面军事上表示无力讨伐独立的西南势力,财政上向中央索款不止。袁至此,对这些部下彻底绝望。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悔恨与愤怒中结束了风云变幻的一生。他死的当天,他的老搭档徐世昌在袁的书案上看到袁写的一幅字——“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我觉得袁生前并没有对不起国家之处,但是他临死前重重地报复了国家。他想,你们不是要共和,要尊重约法吗,那我就根据约法让副总统继位。副总统黎元洪,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讲理想状态,他当总统符合约法。讲现实,就是之后的天下大乱,城头变幻大王旗。各地督军拥兵自重,彻底成唐末割据藩镇之状况。

  督军制一般人都以为是北洋军阀搞的。其实是辛亥起事时南方各省新军领袖纷纷称督军,兼领军事民事,“北方因之”。恐怕这也和清末南方督抚权重,分立倾向更重有关。

  孙文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也反思失败原因在于“专制不够”。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要搞独裁,入党者要宣誓效忠孙本人。革命成功后,公民权利要根据是否入党、入党先后分为三等:“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导致这一时期,汪精卫等弟子信徒都有很激烈的信指责孙文,认为他背叛民主原则。

  只有浙江小商贩之子,上证散户蒋介石真正继承孙文的真意,集中权力,用实力说话,北伐统一中国。

  不过蒋的小商人出身,走捷径的散户思维影响了他的行动。能用钱收买的就用钱,能妥协的就妥协。看着见效快,一年多就由广东地方势力而统一中国大部。实际统一也是面子上的统一,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华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湖南的何键,广东余汉谋,四川的刘湘都是心怀二志,割据一方。正是敌国外患,才形成更深入的统一与团结,地方割据势力才基本肃清,而这正是甲午年光绪帝想通过与日本一战来实现的。

  纵观这几十年的近代史,因为一场内战(太平天国运动),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萌芽,生长蔓延,渐至不可收拾,又因一场外战,而重回统一,完成一次轮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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